20世紀90年代末，夏格旺堆投身考古，已主持參與70余項重要考古項目。他說，西藏考古的初步探索階段始于20世紀50年代。1961年，漢藏考古工作者在拉薩北部彭波農場清理8座洞穴墓，開啟了中國學者在西藏地方開展田野考古的先河。1964年，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籌備成立，為考古工作搭建起早期框架。
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，以昌都卡若遺址發掘為標志，西藏考古步入全面發展期。他說：“專業隊伍逐步壯大，考古項目從史前遺址延伸至歷史時期重要遺跡，為理解高原文明演進提供了關鍵線索。”
進入21世紀，西藏考古迎來加速發展階段。2005年，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的成立，近十年來一系列重大發現更讓世界矚目。2012年以來，已有三項西藏地方考古項目入選中國“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”，專業團隊從2005年僅有五六名業務人員，發展到如今28人的專業隊伍，成為高原考古的核心力量。
“考古發現正不斷重塑我們對高原的認知。”夏格旺堆表示，舊石器時代考古材料將高原人類史向前推進數萬年，4600余米海拔的阿里革吉縣梅龍達普洞穴遺址，遺存早于距今5.3萬年，是世界范圍內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遺址，刷新了人類適應極端環境的認知邊界，考古新發現為舊石器時代人類拓展高原提供了更早的重要證據。
他又舉例，在西藏腹心地區，瑪不錯遺址的發現具有里程碑意義。這個海拔近4500米的遺址，不僅是西藏中部首座超過4000年以上的史前遺址，更以豐富的捕魚證據打破了人們對高原先民生產方式的固有想象。通過DNA分析，推測這里的先民是西藏中南部地區人類直接的祖先，這為追溯高原族群起源提供了關鍵實證。
圖為2022年7月，西藏腹心地區瑪不錯遺址考古現場。(夏格旺堆供圖)
“考古發現還打破了外界對西藏喪葬習俗的刻板印象。”夏格旺堆解釋，長期以來，天葬被大眾認為是西藏傳統喪葬的主流，但考古揭示的圖景更為多元，如石棺墓、土坑墓、封土石室墓、洞穴墓等類型。事實上，天葬作為一種喪葬制度形成于公元十二三世紀，而土葬才是高原早期社會最普遍的選擇，藏東地區至今仍保留這一習俗。
“西藏考古60年對于國家意義非凡。”夏格旺堆介紹，通過考古發現的文物、遺址等資料，能夠清晰展現西藏地方與祖國其他地方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緊密聯系。諸多考古成果以實物為依據，從歷史維度堅實支撐了西藏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實，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提供了有力的歷史佐證。
西藏考古更對人類文明有著諸多貢獻。他說，很多考古成果填補了人類適應高原環境尤其極端環境研究的空白，如瑪不錯遺址是青藏高原腹地發現的海拔最高、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湖濱漁獵遺址，構建起距今4800年—2000年的文化序列。西藏考古證明人類在此創造出了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、早期金屬器時代等不同階段具有高原文明特質的人類文化。
“有人說西藏考古是‘被啃剩的領域’，但我認為才剛開始。”夏格旺堆表示，從當年的“鋪路石”到如今的“指揮者”，西藏考古人用六十年的堅守，讓高原文明的密碼不斷被破譯，也讓中華民族的歷史血脈在實物見證中愈發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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